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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权公司资本化：理论证成与实现路径
吴元爱;《公司登记实施管理办法》第6条明确将数据纳入出资范围，既有利于促进数据的流通和价值释放，也有助于数字经济时代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数据出资的本质是以数据的控制权进行出资。以数据权向公司出资时，需要满足数据的价值性、可估值性、可转让性等出资适格性要件。鉴于数据是具有可复制性、非排他性、价值易变性等特点的新型财产，要重点关注数据的特定化、数据的价格评估，且必须签订数据出资协议，明确用以出资的数据范围、数据价格、责任条款以及风险防范条款。应当明确数据权出资的条件和程序，落实股东和董事瑕疵出资的责任，以平衡债权人、数据主体、公司和股东等多方权益。
供应链韧性对企业气候转型风险的影响——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崔婕;张健玮;武玉鹏;基于2012—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供应链韧性对企业气候转型风险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供应链韧性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气候转型风险，抑制效应在高碳行业中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在非高碳行业中通过提升供应链效率实现。第二，企业家信心提升、企业家精神激发可强化供应链韧性对气候转型风险的抑制效应。第三，供应链韧性对气候转型风险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非制造业企业以及非高科技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此，建议构建政府与企业协同的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产业链韧性对企业气候转型风险的抑制效应。政府部门采取差异化政策引导、重点主体帮扶、企业家信心与精神提振等举措夯实制度基础；企业则要从战略顶层设计入手，分类推进绿色技术创新与供应链效率提升，以管理创新与组织变革激发加快转型、应对风险的内生动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对抗性洗钱的协同治理
许凤学;滥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行为，加剧了以算法对抗为特征的新型洗钱风险。依托生成对抗网络、强化学习及联邦学习等前沿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洗钱模式可实现从数据伪造、策略优化到系统协同的全流程自动化，衍生出高度隐蔽、瞬时响应与系统关联等多重风险。以静态规则锚定静态风险的传统监管模式面临立法滞后、技术代差、机构合规乏力及跨境协同失灵等多重挑战。为应对上述挑战，要构建“技术-法律-监管”三维协同的治理框架，通过立法更新确立更具适应性的规则体系，推动监管科技与合规科技的深度融合以增强风险识别与实时拦截能力，系统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以破解数据主权壁垒，从而推动我国反洗钱体系从被动防御向智能对抗转型，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
数实融合场景下的包容审慎监管与韧性治理的动态适配
王拯;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实深度融合在重塑国家产业格局、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数实融合的技术演进、风险演进与组织演进三项机理，决定了需要对包容审慎监管与韧性治理进行动态适配。数实融合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对应的包容审慎监管与韧性治理动态适配框架也存在显著差异，体现在：创新探索阶段主要适配包容审慎监管模式，风险应对阶段主要适配韧性治理模式，成熟稳定阶段适配包容审慎监管与韧性治理双轮深度耦合模式。提升数实融合治理效能，要统筹立法引领、工具适配、组织保障与技术支撑的协同关系，锚定数实深度融合场景构建法治保障体系，创新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监管工具，搭建数实融合动态协同组织适配网络，完善数实融合全过程技术支撑体系，从而推动数实融合治理迈入规范、包容、可持续轨道。
预付式消费中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救济权的冲突与调适
滕飞龙;蒋中麒;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在预付式消费场景的应用，旨在化解传统预付模式下的资金安全风险，但其自动执行属性形成的代码秩序，与民法救济权依托的法律秩序存在冲突。具体表现为：一是所有权转移的技术终局性对合同撤销、解除后的恢复原状构成履行梗阻；二是代码逻辑的确定性与消费者真实意思表示存在背离风险；三是代码的不可审查性导致格式条款的传统法律规制趋于失效。为实现技术效率与法律公平的动态平衡，需要构建“技术—法律”双向修正模型。通过设置司法冻结与币串回滚机制，为法定撤销权、解除权预留技术接口；确立技术合理期待标准，探寻当事人真实合意；配套建立格式条款备案库与准备金制度，实现格式条款的源头规范与事后救济。该模型可在维系智能合约技术效率优势的同时，坚守法律救济的公平内核，为既有法律权利在数字时代的实现提供技术保障。
银行双重角色视角下的ESG履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王垒;蔡一通;沙一凡;从银行具有信贷配置者和债权治理者双重角色的视角出发，基于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逐笔贷款数据，实证检验国内银行ESG履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银行ESG履责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二，银行作为信贷配置者，其ESG履责通过优化信贷配置市场结构、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信贷配置效率；第三，银行作为债权治理者，其ESG履责通过强化企业绿色转型约束、倒逼企业提升能耗产出效率，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第四，在银行数字化水平较高或贷款企业为僵尸企业的情境下，银行ESG履责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建议推动银行ESG实践深度融入信贷服务和管理全流程，进一步发挥银行在信贷配置与债权治理中的双重作用，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可信绿色”的市场感知：绿色工厂认定能否提升企业资本市场表现？
郭娜;刘岩;刘精山;绿色工厂认定作为由政府认证的权威标识，为市场提供了可信的绿色信号。基于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这一信号对企业在资本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工厂认定显著提升企业资本市场表现，投资者愿意为“可信绿色”支付更高价格；绿色工厂认定主要通过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升企业ESG表现以及吸引媒体报道三种渠道改善企业资本市场表现；绿色工厂认定对企业资本市场表现的提升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较弱、交易型机构持股比例较高及投资者负面情绪较多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绿色工厂认定可吸引资本关注和增持，推动投资者“用脚投票”向绿色制造企业配置更多资源。为更有效发挥绿色工厂认定的价值提升作用，建议政府部门完善绿色认证体系并强化激励协同，促使企业和投资者将认证分别融入战略管理及投资决策框架，关注实质绿色竞争力的提升。
弘扬企业家精神视域下董事责任限免机制的规范续造
王琦;董事责任限免机制是避免董事责任过度强化以致产生“寒蝉效应”、实现董事行为约束与激励合理平衡的制度安排。我国《公司法》采取单一的事前调整方式限制董事责任成立，难以实质减轻董事责任负担，抑制了董事开展创新性经营活动的动力，增加了公司代理成本，不利于实现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立法目的。参酌域外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公司治理实践，综合考虑法律规定与公司自治规范限制或豁免董事的民事赔偿责任，是实现规范董事履职行为与弘扬企业家精神双重目标的应然选择。有必要在《公司法》层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董事责任限免机制，确立商业判断规则的规范依据，授权公司章程设置董事免责条款，划定董事赔偿责任的数额上限，设置公司对董事的赔偿或垫付规则，扩大董事责任保险的可得性，从而激励董事忠实、勤勉地履行职务，实现公司的最佳利益。
平台非雇佣型数字劳动秩序的竞争法规制
薛琳;平台非雇佣型数字劳动在赋予劳动者就业灵活性的同时，亦因平台资本借助算法与数据实施的新型垄断行为而面临权益保障缺失与市场竞争扭曲的双重困境。尽管我国已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等积极举措作出初步回应，但规制仍存在结构性空白。为更有效地规范平台非雇佣型数字劳动秩序、弥补现有框架的不足，本文提出构建一个融合劳动法治精神的竞争法治体系。体系构成包括：将劳动公平价值纳入竞争法，确立平台“守门人”义务与数据开放原则；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并构建常态化跨部门协同机制；重构适用于数字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优化以行为救济为导向的规制工具；完善算法备案与审查制度，构建大数据智能监管系统以实现主动预警；建立算法伦理准入机制，并赋予劳动者对算法的质疑、申诉及获得人工复核的权利。
倒逼与补偿：气候治理行动驱动企业碳信息披露——来自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师家英;易帅航;亚永祥;李富昌;基于2011-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进行准自然实验，考察气候治理行动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碳信息披露；试点政策通过倒逼效应促进企业高管提升绿色认知水平，通过补偿效应支持企业绿色化转型，两种效应叠加促进了企业碳信息的披露；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试点政策的促进作用，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则削弱政策效果；对位于非老工业基地、环保重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以及属于竞争性行业、非管制性行业的企业，试点政策效果更显著。推动企业碳信息披露，要强化“倒逼+补偿”双轨驱动机制，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气候政策稳定性建设,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分类指导措施，推动城市与企业低碳目标协同实现。